余永定：“供给侧结构性改革”仍需投资基础设施建设
社科院学部委员、前中国央行顾问余永定刊文发表于6月6日的《财经》杂志，探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。他表示，根据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，决定经济长期增长能力的是资本、劳动和技术进步，并不受总需求约束；而根据凯恩斯主义，有效需求过多或不足是市场常态，因此政府需要对需求进行管理来刺激经济增长、达到充分就业，而只要存在需求就有供给。考虑到中国的现实情况，单纯认为提高需求就能带来经济增长是不明智的。目前，中国的潜在增长速度下降到仅为7%，我国的实际增速也可能低于潜在增速。而考虑到PPI、GDP平减指数、核心CPI和失业的数据，我国可能存在对潜在经济增速的低估或对显示经济增速的高估。一旦确定我国的经济增速低于其长期潜在增长速度，那需要面对遏制潜在经济增速下降和提高真实经济增速的双重任务。
余永定认为在中国，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管理只是解决短期经济增长的问题，见效快但效果短暂，事后可能留下产能过剩等问题，而结构性改革更多针对前者，能解决长期潜在经济增速不足的问题。这两者并不矛盾，但是目前可能存在长短期之间利弊取舍的问题。本质上讲，结构改革虽然主要解决长期问题，但并不能忽视短期问题；供给侧虽然是侧重点，但并不能忽略需求侧。譬如“三去一降一补”就需要在供需两方面落实。
经济增长方面，面对产能过剩，余永定表示可以用减少产能来消灭过剩产能，或者通过刺激有效需求消灭过剩产能。前者可以增加企业竞争力，淘汰僵尸企业；后者则见效更快，为结构改革争取时间。而根据中国目前的情况，单纯去产能并不能稳定物价，而是要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。现今来看，抑制房地产投资可能会牺牲短期的经济增长，但在长期则避免了重蹈2009年的覆辙。四万亿刺激政策的决定本身并没有问题，而是过于强调其效果、基础设施投资的实施和融资不当而导致浪费和结构的问题。基础设施的投资短期可以刺激需求，长期也可增加供给，因此其本身的确是一味良药。但我国需要吸取四万亿的教训，首先，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应当更多由中央财政负担；其次要考虑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扩张。中国的经常项目顺差、产能过剩本质上说明了中国的资本储备和生产能力，这也恰是加大基础设施投资的机会。
而在去杠杆的问题上，余永定认为去杠杆应该逐步推进，如果将杠杆问题扩大可能引发更多的银行惜贷、企业惜借，进而引发经济增长的下降。增加基础设施建设一定会导致债务的上升，但如果通过财政政策融资，企业的债务不会大幅上升。而考虑到中国的高储蓄率，国债融资成本应当较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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